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掰着指头批“三和一少”论认为对外应该多援助

归档日期:09-21       文本归类:反攻大陆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三年困难时期,也是中国对外援助最踊跃的时期之一。1962年,在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下,王稼祥提出了一系列稳妥务实的对外工作主张,包括对外援助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结果被批判为“三和一少”,王稼祥被迫搬出了中南海。

  1962年无疑是共和国史上最为复杂敏感的年份之一。饥荒的阴霾犹存,处于全面衰退中的国民经济尚无大的起色,凋零的部门起初是农业,后来逐步蔓延到轻工业、重工业。就国际环境而言,周边事件层出不穷,中国和印度的边界纷争升级;而在东南沿海,蒋介石政权则趁大陆经济衰退,筹划从台湾反攻大陆,60万解放军不得不因此备战集结。判断,这是“帝反修”的联合进攻。

  一向谨慎思考,甚至在工作中不苟言笑、冷静理性的王稼祥,便是在1962年共和国的内外交困中,将自己推向了风暴眼。

  这已不是王稼祥第一次在危急关头表态。作为党内资深领导人,王稼祥25岁便出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1935年遵义会议上,王稼祥投出了最关键的一票,确定了在党内的领导地位。1962年,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再一次面临担当与抉择。

  1958年的王稼祥,心中已不能平静。妻子朱仲丽发现,他经常一个人长时间地深思,夜里也久久不能入睡。有时坐下来匆匆写些什么,有时又搁笔凝视窗外,或是在房间里不安地踱来踱去。曾担任过驻苏大使的王稼祥,提醒人们苏联公社垮台已有前车之鉴。而此时,人民公社未经试点,就在全国的穷乡僻壤一瞬间都建立起来了;党的领导同志已开始担心粮食吃不完怎么办,而且已经开始同外国的领导人讨论这个问题了。

  得知王稼祥对“”有意见,说:“两百多名中央委员,就是王稼祥一个人反对呀?”

  1962年,王稼祥的忧虑变成了现实,国内外局势都出现了罕见的严重局面。据中联部副部长王力回忆,“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期间,稼祥同志了解到更多的国内困难情况。他找我到他家里去深谈,我们二人抱头哭了。”王稼祥找长谈了一次,随即在内部小范围进行了讨论,但规定不许向外讲,用他的话,是“关起门来谈一谈”。取得大家同意后,采取给“恩来、小平、陈毅同志”写信的方式,写成了一个作为《党内通讯》的信件。与此同时,王稼祥还建议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

  1962年,王稼祥上书的那些信及文件,至今没有完全公布。他曾教导属下工作人员,天下事有些是办不到,而且不该办的,而要制止、特别是纠正来自“上面”的“左”的东西是很难的,结果不幸而言中。“从来没有考虑过后果,因为他不是为自己。”王稼祥夫人朱仲丽说。她认为丈夫王稼祥是一个富于思考的人,看见一些事情对党和人民不利,他认为自己不说话,就不是一个好党员。

  王稼祥写建议信有一个推动力,那就是1962年初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我们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王稼祥深受鼓舞,他在建议信结尾处加上了这样一段话:“嗦嗦写了一大篇,可能毫无参考价值,只是打扰你们。但既然有这些想法,就写出来,即使是完全错误的,想你们也不会责备和见怪。”这样谦恭的行文仍然引发了复杂的结果。

  据王力回忆:“当时毛主席掰着指头说:这是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印度和各国反动派要和,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这是‘三和一少’。”而“三和一少”的即兴发言最终被想插手中联部工作的康生利用了。朱仲丽在《与王稼祥——疾风知劲草》一书里记载,“他到处煽风点火,说中联部的错误都是由王稼祥那封信引起的,那封信的要害是提出了‘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即右倾机会主义外交路线。”康生更将“三和一少”,发展为“三降一灭”,还写进了九大的政治报告,即“投降帝国主义、投降现代修正主义、投降反动派和消灭民族解放运动”。而与之针锋相对的是“三斗一多”,就是对帝国主义要斗,对修正主义要斗,对各国反动派要斗,要多援助民族解放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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