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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道的个人档案

归档日期:09-23       文本归类:反革命战争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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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开全部很多人认为是在晚年开始学英语,其中一个原因是自己曾经这样说过。1968年7月28日凌晨,主席召见“五大领袖”(聂元梓、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蒯大富)长达五个半小时。根据韩爱晶的记录,在谈话中提到《孙子兵法》,然后出人意料地自问自答:“什么叫兵法,谁学英语,阿特密尔就是兵法,阿达密尔孙子就是《孙子兵法》,还是学英语好,我半路出家外文吃了亏,学外文要赶快,年轻时学好。”实际上,《孙子兵法》的英文是Art of War,译音应该是“阿特奥夫沃尔”,而不会是“阿特米尔”,不是韩爱晶纪录有误,就是发音不准。

  但是,说自己学外文“半路出家”不完全准确,他接触英文实际上是很早的。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Ross Terrill)写的《传》中提到,1910年离开韶山老家,进入湘乡县城新式学堂——东山小学堂读书,那里有一个从日本留学回来的老师,教英语和音乐。所以,最早是在17岁那年开始学习英语的。从17岁开始接触英语一直到晚年,的英语水平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呢?周恩来的英语水平是公认的(斯诺1936年采访周恩来的时候就注意到他的英语口语虽然很慢,但是“相当准确”),他曾对的英语水平有过这么一个评价:“毛主席所知道的英语单词比我多得多呢。”周恩来这么说,倒不完全是恭维和客套,我们有例为证。

  1966年10月1日在广场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大会,由副统帅发表讲话。在讲话中说:“在无产阶级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当时“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是一个新提法,陈伯达在起草讲话稿时本来写的是“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但是当时的“第四号人物”陶铸(排在、、周恩来之后)看了讲话稿,觉得“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用词太凶,容易把执行“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人等同于“反革命”,扩大打击面,于是向建议加一个“对”字,变成“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同意了。但是,舞文弄墨出身的张春桥认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在语法上不通,念起来也拗口。听了张春桥的话,就说:“以后就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过程中周恩来不在场,也不知道,所以周恩来曾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词,向提出异议。周恩来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合适吗?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提左倾、右倾,没有反动路线这个提法,这样提合适吗?”这时候,用英语作了回答,说原来用Counter-revolutionary Line(反革命路线),后来改成Anti-revolutionary Line(反对革命路线),最后还是用Reactionary Line(反动路线)好。周恩来当下便说:“我懂了。” 1969年4月,中国举行“九大”时,一批各个语种的翻译事先翻译“九大”文件。在翻译中遇到了如何把“思想”这个关键的词翻译准、翻译好的问题,因为“思想”这个词在外文里有多种理解和表达方式。有的人还主张翻译成Maoism。有关领导不敢作主,于是请示周恩来,周恩来又请示。经过认真慎重的研究,最后确定了“Mao Zedong Thought”的译法,而不用“Mao Zedong Idea”或者Maoism等译法。与周恩来之间与英语有关的轶事,还有一次。1974年12月23日,周恩来抱病飞赴长沙,向汇报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情况。在与周恩来谈话时,指着在场的王洪文说,“Politics比他强”,确立了的地位,史称“长沙决策”。

  在文革以后虽然没有再学英语,但是却常常在接见外宾谈线日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抵达北京,当天便在中南海会见了他。两个老友见面寒暄,居然说了一句英语:“Welcome (欢迎)!”可能是因为L、N不分,自我解嘲地说:“我发音不好,讲外国语。” 当双方谈完了共同关心的国际大事,金日成起身告辞,却要金日成“等一下”,然后出人意表地问:“你们吃饭还用筷子吗?Two sticks(两根棍子)?”

  与美国人会面的时候更喜欢“秀”一把英语。1970年12月18日凌晨,身着睡衣,膝盖上盖着一条毛毯,在中南海住处与美国记者斯诺海阔天空的谈线时。吃早饭的时候,宴请斯诺,王海容、唐闻生一个作为记录、一个作为翻译作陪。宾主入座,起立与斯诺热情碰杯。斯诺用中文祝酒:“毛主席万岁!”则用英语回应:“Long live Snow (斯诺万岁)!”接着又跟坐在自己身旁的王海容、唐闻生碰杯,然后幽了斯诺一默:“我看你这个说了半天woman(妇女)解放的人就是不尊重woman,你都不跟她们碰杯……”。向斯诺介绍,“我就早让你来看中国的,看全面内战,all-round civil war,我也学了这句话,到处打、分两派。”谈到1967年7月和8月的外交部夺权,还使用了July(7月)和August(8月)这两个英文词。 谈到“四个伟大”的时候,准确地说出了“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的英文表达式:Great Teacher,Great Leader,Great Supreme Commander,Great Helmsman”,然后加上一句:“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说到中国盛行个人崇拜,说:“(现在)没有什么用人名来命名的街道、城市、地方,但是他搞另外一种形式,就是标语、画像、石膏像。就是这几年搞的,一闹、一冲,你不搞不行,你不搞啊?说你反毛,anti-Mao!” 还说:“你们的尼克松总统不是喜欢Law and order(法律和秩序)吗?他是喜欢那个law(法律),是喜欢那个order(秩序)的。我们现在的宪法要有罢工这一条,‘四大’的自由之外,还要加上罢工,这样可以整官僚主义,整官僚主义要用这一条。” 话题转到中美关系的时候,斯诺问:“你看中美会不会建交?” 回答说:“总要建交的。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我们又没有占领你们那个Long Island(长岛)”。这一段谈线个英文单词,尤其是All-around civil war(全面内战)这个词用的很地道,显示了的英文词汇功底。

  果然,仅仅在与斯诺的谈话半年之后,美国总统尼克松派遣基辛格秘密访华,开始了中美建交和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基辛格先后五次见到,其中两次是先后陪同尼克松总统和福特总统觐见,还有三次是基辛格单独与晤面。美国政府最近解密了这几次会见的谈话记录,人们得以了解冷战时期大国之间的合纵连横的往事,也使我们对的对于学习英文的心态略见端倪。1973年2月17日晚上11点半会见基辛格,王海容作为记录在座,翻译除了唐闻生以外,还有一位沈若云。显然对这位翻译不大熟悉,谈话间他当着客人的面问周恩来:“这个中国人的英文能力很好。她是谁?”周恩来回答以后,感慨地说:“我们的翻译实在太少了……我们现在的翻译现在只有二、三十岁,如果他们老了以后,就无法翻译像现在这么好了。”睿智的周恩来不失时机地进言:“我们应该送一些人出国”,当即首肯:“我们应该送一些像这样高的小孩(用手比了一下)出国,年龄不要太大。”(顺便说一句,就在这次谈线年暮春,外交部报经主席批准,派遣5名中、小学生去美国学习英语。这就是新中国政府公派的第一批赴美求学的小留学生。在这5名少年留学生中,后来有两位颇具知名度:一个叫洪晃,是章含之的女儿,另一个叫章启月,是中国驻联合国政务参赞章曙的女儿)。在与基辛格的谈话中,还对中国人学外语发表了惊人之语:“假如苏联丢了炸弹并杀死三十岁以上的中国人,那将会帮我们解决问题,因为像我一样的老人不会学英文,我们只会读中文,我大部分的书是中文,只有少数的字典是外文,其他大部分的书是中文。”基辛格不知如何应对,只好问道:“主席现在正在学英文吗?”不料,却予以否认:“我听说外面传说我正在学英文,我不在意这些传闻,它们都是假的,我认识几个英文单字,但不懂文法。”基辛格也不放过任何一个恭维的机会:“主席发明了一个英文字。”对此爽快地承认了:“是的,我发明了一个英文辞汇-paper tiger。”基辛格马上对号入座:“纸老虎。对了,那是指我们。”宾主大笑。1975年10月21日晚,再度与基辛格会晤。在这次会谈中,基辛格说“我们有一些共同的敌人”,用英语回答“Yes”,并且写在了纸上。基辛格马上恭维“我看主席学习英文大有进步”,并要求把这个字条送给他,马上爽快地答应了。这张小小的纸条应该是流传于世的唯一英文手迹,而且目前存在美国人手中。

  第一个原因:有兴趣。说过: “我学英语是为了研究语言,用英语和汉语比较。” 据章含之回忆,曾对英语的组词规律发表评论:“这个英语还蛮科学的。修正主义这个词从动词‘修正’来的,加上‘ist’就变人,修正主义者。这个很好记,比汉语有规律。”

  第二个原因:换脑筋。1959年1月,接见巴西外宾说:“学外文好,当作一种消遣,换换脑筋。 ”所以,的英文老师林克认为,学英语对而言也是一种特殊的休息,看书、看文件看累了,会议开累了,接见外宾累了,就让林克和他读英文,一读英文,脑子都钻到单词、句子里去了,其他别的不想了,也就得到了休息。有时他睡不着觉,也把林克找来读一会儿,读着读着打起鼾来了。这是一种特殊的休息,也可说是式的休息。

  第三个原因:马克思。学英文常常那马列著作的英文版作教材,比如《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宣言》。一方面学了英文,另一方面也读了马列。据林克回忆,对他说过,“我活一天就要学习一天,尽可能多学一点,不然,见马克思的时候怎么办?”这也可说是式的幽默,否则见了马克思说什么语言、谈什么话题呢?

  Last but not least,挑战性。记得我在七十年代刚开始学习英语的时候,买了一本英汉小词典,词典的扉页上印着这样一条毛主席语录:“为什么语言要学呢?因为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当时我很不理解,觉得逻辑不通,难道“不好学”就一定要学吗?但是,对于而言,“不是随便可以学好”、“非下苦功不可”本身就是学习语言的理由,因为这是一种自我挑战。1975年12月31日子夜,会见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和女婿戴维。这两位美国年轻人注意到,他们面前的82岁的尽管已被疾病折磨得精疲力尽,“斗争”的话题却使他又“像青年人那样兴奋起来”,“他的头脑甚至比中国的年轻一辈更充满活力,更渴望斗争”。说:“我们这里有阶级斗争,Class struggle!”, “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Class struggle这两个英文单词,既反映了的英文水平,也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的一生。

  2007-04-18展开全部(1893~1976):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湖南湘潭人。1893年12月26日生于一个农民家庭。辛亥革命爆发后在起义的新军中当了半年兵。1914~1918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毕业前夕和蔡和森等组织革命团体新民学会。五四运动前后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1920年,在湖南创建组织。

  1921年7月,出席中国建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领导长沙、安源等地工人运动。1923年,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1924年国共合作后,在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都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曾在广州任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政治周报》,主办第六届农动讲习所。1926年11月,任中共中央农动委员会书记。

  1925年冬至1927年春,先后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动考察报告》等著作,指出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思想。

  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在1927年8月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他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即以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到湖南、江西边界领导秋收起义。接着率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发动土地革命,创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同朱德领导的起义部队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他任党代表、前敌委员会书记,朱德任军长。以他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政权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发展武装斗争,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的道路。他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对这个问题从理论上作了阐述。

  1930年5月,写《反对本本主义》,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同年8月,红军第一方面军成立,任总政治委员。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被选为主席。1933年,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从1930年底起,同朱德领导红一方面军战胜了军队的多次“围剿”。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领导集团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后,将排斥于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他们执行不同的战略和政策,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1934年10月,参加红一方面军长征。长征途中,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确立了以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10月,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结束长征。12月,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经过长征到达甘肃境内,先后同红一方面军会师。同年12月,同周恩来等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这成为由内战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时局转换的枢纽。1936年12月,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7年夏,写《实践论》和《矛盾论》。

  抗日战争开始后,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努力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了许多大块的抗日根据地。这些抗日根据地大部分是在华北山区,但也有的是在河北平原和苏北平原。1938年10月,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原则。在抗日战争时 期,他发表《论持久战》、《〈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1942年,领导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纠正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使全党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方向,为夺取抗日战争和全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1943年,领导根据地军民开 展生产运动,渡过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同年3月,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1945年,主持召开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大会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战略。思想在这次大会上被确定为中共的指导思想。他从七届一中全会起至1976年逝世为止,一直担任中共中央主席。

  抗日战争胜利后,针对蒋介石企图消灭及其武装力量的现实,他提出“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1945年8月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表明中国争取国内和平的愿望。

  1946年夏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同朱德、周恩来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积极防御,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1947年3月至1948年3月,同周恩来、任弼时转战陕北,指挥西北战场和全国的解放战争。1947年夏,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在以他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和1949年4月渡长江以后的作战,推翻了政府。1949年3月,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并作重要报告,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到城市,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的各项基本政策,号召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7月1日,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规定了人民共和国的政权的性质及其对内对外的基本政策。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他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50年6月,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总任务。同年10月,迫于美国军队攻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威胁中国东北部的形势,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进行抗美援朝战争。1950~1952年,在他的领导下,进行了土地改革、反革命和其他民主改革,开展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1953年,按照他的建议,中共中央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有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由他主持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他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主席,任职到1959年。

  1956年4月,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个讲话对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接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同年9月,中共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已经转变为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但是这个方针后来没有得到认真的执行,因而导致了以后的一系列指导工作上的错误和 挫折。1957年2月,他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

  同年7月,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要求。1958年,发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主持召开庐山会议。他本想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在会议后期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会后在全党 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从1960年冬到1965年,在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初步纠正“”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使国民经济得到比较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在这期间,他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初步纠正了农村工作中和其他方面的“左”的错误。

  但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他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1963~1965年,发动农村和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50年代开始,他领导中共同苏共领导人奉行的大国主义和干涉、控制中国的企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展开全部湖南湘潭人。1893年12月26日生于一个农民家庭。辛亥革命爆发后在起义的新军中当了半年兵。1914~1918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毕业前夕和蔡和森等组织革命团体新民学会。五四运动前后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1920年,在湖南创建组织。

  1921年7月,出席中国建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领导长沙、安源等地工人运动。1923年,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1924年国共合作后,在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都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曾在广州任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政治周报》,主办第六届农动讲习所。1926年11月,任中共中央农动委员会书记。

  1925年冬至1927年春,先后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动考察报告》等著作,指出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思想。

  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在1927年8月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他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即以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到湖南、江西边界领导秋收起义。接着率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发动土地革命,创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同朱德领导的起义部队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他任党代表、前敌委员会书记,朱德任军长。以他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政权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发展武装斗争,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的道路。他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对这个问题从理论上作了阐述。

  1930年5月,写《反对本本主义》,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同年8月,红军第一方面军成立,任总政治委员。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被选为主席。1933年,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从1930年底起,同朱德领导红一方面军战胜了军队的多次“围剿”。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领导集团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后,将排斥于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他们执行不同的战略和政策,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1934年10月,参加红一方面军长征。长征途中,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确立了以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10月,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结束长征。12月,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经过长征到达甘肃境内,先后同红一方面军会师。同年12月,同周恩来等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这成为由内战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时局转换的枢纽。1936年12月,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7年夏,写《实践论》和《矛盾论》。

  抗日战争开始后,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努力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了许多大块的抗日根据地。这些抗日根据地大部分是在华北山区,但也有的是在河北平原和苏北平原。1938年10月,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原则。在抗日战争时 期,他发表《论持久战》、《〈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1942年,领导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纠正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使全党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方向,为夺取抗日战争和全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1943年,领导根据地军民开 展生产运动,渡过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同年3月,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1945年,主持召开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大会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战略。思想在这次大会上被确定为中共的指导思想。他从七届一中全会起至1976年逝世为止,一直担任中共中央主席。

  抗日战争胜利后,针对蒋介石企图消灭及其武装力量的现实,他提出“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1945年8月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表明中国争取国内和平的愿望。

  1946年夏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同朱德、周恩来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积极防御,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1947年3月至1948年3月,同周恩来、任弼时转战陕北,指挥西北战场和全国的解放战争。1947年夏,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在以他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和1949年4月渡长江以后的作战,推翻了政府。1949年3月,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并作重要报告,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到城市,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的各项基本政策,号召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7月1日,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规定了人民共和国的政权的性质及其对内对外的基本政策。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他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50年6月,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总任务。同年10月,迫于美国军队攻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威胁中国东北部的形势,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进行抗美援朝战争。1950~1952年,在他的领导下,进行了土地改革、反革命和其他民主改革,开展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1953年,按照他的建议,中共中央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有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由他主持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他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主席,任职到1959年。

  1956年4月,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个讲话对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接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同年9月,中共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已经转变为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但是这个方针后来没有得到认真的执行,因而导致了以后的一系列指导工作上的错误和 挫折。1957年2月,他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

  同年7月,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要求。1958年,发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主持召开庐山会议。他本想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在会议后期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会后在全党 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从1960年冬到1965年,在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初步纠正“”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使国民经济得到比较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在这期间,他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初步纠正了农村工作中和其他方面的“左”的错误。

  但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他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1963~1965年,发动农村和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50年代开始,他领导中共同苏共领导人奉行的大国主义和干涉、控制中国的企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66年,由于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极端的估计,他发动了“”运动,这个运动因受、两个反革命集团操纵而变得特别狂暴,大大超出了他的预计和他的控制,以至延续十年之久,使中国许多方面受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在“”中,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他领导了粉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不让、张春桥等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

  在对外政策方面,他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和中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并且开始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为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1976年9月9日,在北京逝世。

  在他的晚年虽然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不可争论的功绩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仍然受到中国人民的崇敬。中国在他逝世5年以后,对他的全部革命活动和革命思想以中央委员会决议的形式作出了全面的评价。思想作为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仍然是中国的指导思想。他的主要著作收入《选集》(四卷)、《文集》(八卷)。 组织

  展开全部从来十分重视俄国的十月革命和苏联的存在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十分重视十月革命的经验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下面一段线年所写的几乎人人都知道的话:“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①

  在十分尊重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的同时,坚决反对把十月革命的模式强加在中国革命头上、要求一切照办的倾向,坚决反对苏联领导人(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按照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的利益在中国头上挥舞的指挥棒。

  中国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的道路,从而取得胜利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现在也已经走上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如果不拒绝和抵制那时的苏联领导人的指挥棒(在1943年以前还有共产国际的指挥棒,或者说是苏联领导人经过共产国际的指挥棒),如果把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模式看成是不可逾越的、唯一应当遵循的模式,那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自己的道路是不可能找到的。

  正因为既尊重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而又不迷信苏联的主张和经验,并且和这种迷信进行坚决的斗争,所以他成为创造性地找到中国民主革命的正确道路,并且领导这个革命取得胜利的伟大领导人。他又是首先倡议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寻求具有中国特色的、自己的道路的伟大领导人。

  1942年在党内发起整风运动,其目的主要在于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反对教条主义。针对30年代前期在党内居于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倾向,指出,绝不可以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字句当成教条,而必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提出整风当然只是对中国党内来说的。但他对脱离中国实际的教条主义的批评却不能不具有较广的涵义。30年代中国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实际上是把从莫斯科传来的任何意见,不管它是如何违反中国的实际,一律看作必须遵守的金科玉律,除此之外不可以考虑别的。他们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语句当作教条,也是从他们在莫斯科的老师传授来的。

  发起整风运动前的1938年,就强调指出,中国必须“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他说:“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②

  中国的革命当然与别的国家也有共同性。在共同性方面,苏联和共产国际曾给予中国人以有益的帮助。这主要是在中国刚成立时和在它的幼年时期。那时中国人十分缺乏经验,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知之甚少。例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殖民地附属国一样,当时的革命还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样的认识,幼年的中国人就是从苏联和共产国际学来的。这样的认识虽然十分重要,但是仅靠这种一般性的理论,而不真正懂得中国的具体实际,是不足以指导中国革命的。1927年中国革命遭到惨重的失败,其原因固然在于当时革命和反革命的社会力量对比形势,在于中国人当时还没有独立判断的能力,也同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在遥遥的远方,只凭抽象的观念对中国革命发号施令有关。他们派驻中国的代表,虽然自居于中国革命指导者的地位,但由于不了解中国社会的情况,越到复杂的关键时刻,越是只能瞎指挥。

  在30年代前期,共产国际及其官员对中国革命瞎指挥造成了特别严重的危害。这时,中国人已经开始比较有了独立的经验,以为代表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些农村革命根据地。但是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中国这时没有能力抵抗从莫斯科来的指挥棒。在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一个官员的指挥下,几个毫无经验的年轻的留苏学生(以王明即陈绍禹为首)取得了党内的领导地位。他们完全不顾中国的国情,按照他们的师傅的旨意,在中国党内推行一整套的“左“倾的路线。在军事上他们也抛弃了等同志领导创造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而把红军的指挥权全部交给共产国际派来的,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些经验的外国军官。结果是在1927年的惨败后几年间中国人经过艰苦奋斗所创立起来的可观的基础(包括红军革命根据地和白区工作)几乎全部覆灭。如果不是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以为首的中国人纠正了“左”倾路线,更换了党的领导,扭转了局势,那么长征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中国革命显然将处于极端危险的局面。遵义会议是中国人独立自主地处理本国革命问题的划时代的标志。

  在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中国革命又一次受到来自共产国际的扰乱。在共产国际领导机构中任要职的王明被派回国,他带来了一套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拉向右转的思想和措施。由于王明有苏联和共产国际做后台,所以党很不容易地才克服了他的这种错误倾向的影响。抗日战争的全部过程证明:和建立统一战线是完全必要的和可能的,但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定地实行独立自主的原则,必须实行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和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这样才能保持统一战线,直至抗战胜利。如果放弃斗争,一味乞求团结,统一战线必败。王明企图在中国党内推行右倾路线虽然失败了,但是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于为首的中国在统一战线中所执行的全套策略,始终不能理解并表示怀疑。

  由于中国社会历史条件的特殊性(和西方各国相对而言的特殊性),中国革命必然出现许多在马克思主义书本上从来没有的新奇的事情。最显著的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到经济上很落后的农村中,发动农民组织革命武装。从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的具体情况出发,以对中国的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为依据,得出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思想,找到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这是在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新观点、新思想。没有巨大的理论勇气,是不可能提出并坚持这样的新观点、新思想的。一般地说,提出新观点、新思想总要冲破一些旧的传统观念,所以要有理论勇气。而我们这里所说的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论点教条化,以至成为束缚人们的头脑,限制人们的实践的框框的人就是当时举世公认为对解释马克思主义最有权威的共产国际和苏联。敢于并能够冲破这种束缚是很难做到的。

  由此可见,为什么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总是把在40年代初发起的整风运动看成是可疑的异端。虽然在整风中说的只是中国党内的问题,并不涉及其他。但是第一,整风运动中主要受批评的是王明这个苏联和共产国际视为宠儿的人;第二,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心目中有一些死守马列书本,依据俄国经验的现成的公式。例如,既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就要以城市为中心,解决中国问题似乎也只需并只能依照这个公式。而发动的整风,实际上就是向这种公式挑战,否认这种公式。

  在1941年5月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是说明整风运动的基本思想的第一篇文献。这篇报告尖锐地批评了党内有些“言必称希腊”的人,说他们“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③。这里所说的“希腊”,实际上恐怕就是指苏联。固然在这篇报告中高度评价了斯大林主持编撰的《联共(布)党史》,这种评价是否适当是可以考虑的,但是是这样说的:“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④可见他并不把苏联的经验当成普遍适用的经验。他所重视的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说:“中国革命就没有按照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去进行,而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⑤如果中国革命不是走这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而是按外国的权威判定的天经地义来进行,抗日战争就不可能持久进行,1949年的胜利也完全不能想象。

  1943年6月,共产国际解散。在解散前的几年中,它对中国党的干涉越来越少。周恩来说:“我们中国党这时已经成熟,和共产国际的来往不多了。”⑥

  在抗日战争时期,苏联领导人对中国领导的军队的做法至少是有怀疑的。他们不大能理解农村游击战争的意义,不大能理解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也如同他们不大能理解在统一战线中又斗争又团结的策略一样。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苏联领导人不相信中国革命能够取得彻底胜利,而且认为中国革命不宜取得彻底胜利,这和他们对世界形势的错误估计有关,也与他们一贯地不能理解以农村包围城市这条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有关。在指出对斯大林应作“三七开”的评价(“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时说:“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斯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年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⑦周恩来曾说,斯大林虽然有时对中国党有不恰当的怀疑,但一经实践证明不对,看法也可以改变,“例如他怀疑我们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怀疑我们对于帝国主义不斗争,一到抗美援朝,他的看法就改变了”⑧。这都是说,直到中国革命在1949年取得胜利时,斯大林还对中国抱着很深的怀疑。这种怀疑显然集中在中国内最具有理论创造能力的领导人的身上。说:“在斯大林时期,中国党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没有听他的话,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⑨中国党能够坚持从实际出发,顶住国外来的压力,主要应该归功于。

  十分恰当地指出:“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⑩对这个功绩无论怎样估价都不为过。中国革命是经历多次失败和挫折,终于在领导下走上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才能取得1949年的胜利的。所以又说:“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1956年,人民中国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开始面临着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在这以前,从1953年起,一方面进行对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方面已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社会主义改造采取的方法和政策是具有符合中国国情的特色的。这虽然是全新的事情,但是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分得土地的农民实行组织起来的经验,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团结政策的经验,都有助于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找到符合中国国情的路子。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经济建设,基本上是采取苏联的经验。这是因为中国只有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中所得到的一些经验,显然是不够用的;而中国旧社会在这方面也没有留下多少可供利用的经验。

  在1956年4月所发表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这里所说的过去少走了一些弯路,可能是指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也可能包括民主革命的胜利。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中国应该接受苏联的哪些教训呢?中国应该在哪些方面和苏联不同呢?在他的讲话中具体提到下列几点:第一,“他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第二,“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目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第三,“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也没有。”在这篇讲话中还提到,“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第四,“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第五,“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第六,“过去,在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者当权的时候,我们党在这个问题(指“如何对待犯错误的人”的问题——引者)上犯了错误,学了斯大林作风中不好的一面。他们在社会上不要中间势力,在党内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准革命。”“他们不准犯错误的人革命,不分犯错误和反革命的界限,甚至把一些犯错误的人杀掉了。”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经常在党内告诫,绝不要学苏联那样建立一个从上到下,垂直系统,脱离各级党的领导的“安全”机关。第七,“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里所说的“有些国家”指谁是明显的。这篇文章还说:“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

  在这篇讲话中,提出了十个问题,也就是十大关系。他说,“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个基本方针的提出,是和接受苏联的教训有关的,当时已经看出那种过分集中,一切由国家计划来安排的经济体制,那种也是过分偏于统一集中的政治体制,那种把社会主义经济和世界其他部分隔离开来的倾向,不足以动员国内外一切有益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因素。因而是不可取的。由此,认为,中国可以而且应当找出一条有别于苏联,符合于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这在那时可以说是一种惊世骇俗的意见。那时和那时以后,苏联的领导人和理论界都把苏联的模式看成唯一可以设想的模式。世界上反对社会主义和赞成社会主义的人几乎无不是这样以为的。反对社会主义的人把苏联模式的弊病,看成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弊病,赞成社会主义的人一般都以为,要搞社会主义就得照苏联的模式做。

  当然,知道要避免苏联的缺点和错误,企图走另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不等于已经找到了这条道路。在民主革命的过程中,中国经历了相当长的曲折道路,经历了多次的挫折和失败,由于总结了自己的经验,特别是挫折和失败的经验,才能够终于找到适合中国情况的自己的道路,走向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也不可能不是这样。

  在上述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说到工厂和其他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还说到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等等。这些是突破苏联模式的新的思想的萌芽。中国的其他领导人,当时也有种种新的想法。例如陈云在1956年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11)(即以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计划生产、国家市场三者为主体,而以个体经营、自由生产、自由市场三者为补充)。但这些处于萌芽状态的想法,要发展成为足以代替旧的体制的新的体制,还必须经过一个实践的过程。

  1980年曾接见一位意大利记者。这个记者在问到是否犯过错误时说:“难道不是错误?照抄苏联的模式难道不是错误?”小平同志精辟地从原则上做了答复。但没有具体提到“照抄苏联模式”的问题。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确曾受苏联模式的影响,而且是相当严重的影响。但恰恰是最明确地主张不要照抄苏联模式的一个领袖。在领导下,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国拒绝苏联领导人所肯定的“天经地义”,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找到了自己的道路。这个经验使确信,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应该找出自己的道路。事实上,他是犯了、人民公社等错误,直至“”那样严重的错误。但他犯的不是照抄苏联模式的错误。他是要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为找到适合中国情况的新的道路进行探索,在探索中走入歧路。正因为走入歧路,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也就不可能使中国摆脱苏联的模式。

  在《论十大关系》中说:“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这话也应该认为是正确的。但是,在利用前一时期的经验的时候,当然必须区别革命和建设的不同情况。在建设时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法,和以往的革命时期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如果把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经验,不加分析地套用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以为这就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那就不可避免地要犯错误。

  在民主革命时期,通过和广大群众切身利益有关的阶级斗争观念,动员和凝聚了群众的意志和力量,并且在广大群众的政治热情发动起来以后,就产生无穷无尽的摧毁敌人的力量。但是这种经验不能简单地应用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只用政治方法来动员群众,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就造成了反右斗争扩大化,“”和人民公社,以至“”这些错误。这些错误使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走了许多弯路,受到许多损失。

  如同在民主革命时期一样,中国人也在社会主义时期从错误中受到深刻的教育。在1976年结束了“”以后,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为代表的中国人总结了过去20年的经验,特别是发展到“”那样的危险局面的“左”倾错误的经验,纠正了这些错误,终于弄清楚了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找到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适合中国国情的一套方针政策。

  现在回顾历史,可以看出,从1957年开始的20年中,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之所以走上曲折的道路,犯了许多错误,其发端在于不按照苏联的模式走完全一样的路,而要另辟蹊径。那么我们在评论历史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认为本来不应该怀疑苏联的模式,本来可以完全按照苏联的模式做,那就可以避免我们曾经犯过的这些错误。我以为,如果进行这样的评论,那是完全错误的。

  在1956年,在中国面前可以说是有两条路好走。一条路就是我们实际上在这20多年里走过的路,另一条路就是亦步亦趋地跟着苏联走。认为中国应该走这另一条路的至少是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如果走这条路意味着什么呢?那不仅意味着中国会走上一条不是那么健康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且意味着中国会成为在苏联指挥棒下的一个大的“卫星国”。在建设中遵循苏联的样板和成为它的“卫星国”,虽然并不是一回事,但的确是密切联系的。历史表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已经惯于按照自己的意志在国际运动中指挥一切。斯大林的后继人并没有对斯大林的正确和错误进行科学的分析,他们在一笔抹杀斯大林的时候,继承了斯大林的许多错误的作风和做法,而且变本加厉。其中也包括自居“老子党”的地位,以大国沙文主义态度干预和支配别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由于以为核心的中国领导集体采取了坚决抵制的态度,中国才没有沦为苏联的“卫星国”。

  从50年代后期起,不顾苏联方面来的异议,坚持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同时也警惕地注视着苏联领导人日益加剧的对中国的敌视。赫鲁晓夫以逐出教门相威胁,直接向中国提出了侵犯中国主权、控制中国命运的要求,领导全党对此作出了毫不妥协的答复。我们现在不来评论60年代初期中国和苏联两党的大论战中的细节。应当说,中国方面在这次论战中提出的有些论点并不完全正确。但中国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维护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有按照自己的国情走自己的道路的权利,是完全正确的。把运用一切手段直至武力来维护自己的指挥棒的权威的苏联称作社会帝国主义,也并不过分。由于赫鲁晓夫和他的继承人勃列日涅夫坚持这种社会帝国主义的立场,由于和他的同志维护党和国家应有的独立和主权的态度毫不含糊,中苏两党的决裂成为不可避免,并且延续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在60年代初期做出为了维护自己的独立主权,不惜和苏联决裂的决策,是经过反复的、慎重的考虑的。当时的苏联具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他的指挥棒在国际运动中还很能生效。所以做出上述决定不但要准备遇到从北方来的侵略势力,而且要准备在世界上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就中国国内来说,要转变向来普遍存在的对苏联的崇敬,也不是容易的事。一生曾遇到许多艰难复杂的局势,要求他做出正确的决策。这个决策是他一生中所做的有长远历史影响的、足以表现出他用远大的眼光解决最难解决的问题的才能的伟大决策之一。在1989年以前,也许还有人怀疑这个决策是否完全正确和必要,但是经过了1989年到1991年从东欧到苏联的一系列剧烈的变化以后,恐怕再没有人能低估30年前在中苏关系问题上做出的决策。如果那时不做出这样的决策,如果中国在那时走上上述两条路的第二条路,以至成为苏联的“卫星国”,那么后来的结果会是怎样?对这样的问题要是进行讨论,大概很多人会做出同样的答复。至于在苏联解体前不久,由于各种情况已和30年前不同,中国和前苏联的关系正常化当然是必要的,这为今日中国和原属苏联的各国保持正常友好关系打下了基础。

  的确,中国在30年前走上上述的第一条路之后,由于独立地探索自己的道路,因而走了许多弯路,犯了许多错误,党和国家在“”中面临着危亡的局势。为我们所经历过的这些曲折和错误而懊丧,是无益的。如果说,这两条路都不可取,最好在1957年直接走上1978年以后的路,这样的假想也是毫无意义的。事实上我们已经经历了许多曲折和错误。我们正是从总结这些曲折和错误,才找到了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适合中国情况的正确的道路。之所以能这样做,是由于中国具有从自己的错误经验中学习的传统。这种可贵的传统的形成,是和分不开的。在民主革命时期,以党所反复犯过的多次错误为借鉴,确立了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理论和政策。在社会主义时期,也曾发现“”和人民公社中的缺点,试图加以纠正。但因为对错误的认识还不透彻,因而未能有效地纠正。在他所发动的“”的后期,虽然他已开始感到,这场所谓革命,至少不像他原先所设想的那么完满,但是他已来不及进行总结,只能把这个任务遗交给后人。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党的新的一代领导人,既纠正了晚年的错误,又继承了的正确的基本思想。为什么在“”刚结束以后,立刻就出现了这样一代新的领导人呢?这一代其实就是自己所培育出来的。他们是在所领导的革命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并且是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的指导下成长起来的。他们中的杰出代表人,就是以为核心的领导集团中的一员。

  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从1979年起的十几年的实践,证明当年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抱的想望正在逐步成为现实。他的想望就是中国能够避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缺点和错误,而以符合中国情况的方式,把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得更快更好些。他还相信社会主义建设不应该像苏联那样只有国家的一个积极性,而应该把全社会的一切积极力量动员起来。在国际上,也要调动一切直接和间接的力量。80年代的中国人终于发现: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唯一正确的途径。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湖南湘潭人。1893年12月26日生于一个农民家庭。辛亥革命爆发后在起义的新军中当了半年兵。1914~1918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毕业前夕和蔡和森等组织革命团体新民学会。五四运动前后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1920年,在湖南创建组织。

  1921年7月,出席中国建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领导长沙、安源等地工人运动。1923年,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1924年国共合作后,在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都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曾在广州任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政治周报》,主办第六届农动讲习所。1926年11月,任中共中央农动委员会书记。

  1925年冬至1927年春,先后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动考察报告》等著作,指出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思想。

  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在1927年8月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他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即以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到湖南、江西边界领导秋收起义。接着率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发动土地革命,创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同朱德领导的起义部队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他任党代表、前敌委员会书记,朱德任军长。以他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政权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发展武装斗争,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的道路。他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对这个问题从理论上作了阐述。

  1930年5月,写《反对本本主义》,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同年8月,红军第一方面军成立,任总政治委员。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被选为主席。1933年,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从1930年底起,同朱德领导红一方面军战胜了军队的多次“围剿”。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领导集团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后,将排斥于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他们执行不同的战略和政策,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1934年10月,参加红一方面军长征。长征途中,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确立了以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10月,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结束长征。12月,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经过长征到达甘肃境内,先后同红一方面军会师。同年12月,同周恩来等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这成为由内战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时局转换的枢纽。1936年12月,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7年夏,写《实践论》和《矛盾论》。

  抗日战争开始后,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努力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了许多大块的抗日根据地。这些抗日根据地大部分是在华北山区,但也有的是在河北平原和苏北平原。1938年10月,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原则。在抗日战争时 期,他发表《论持久战》、《〈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1942年,领导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纠正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使全党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方向,为夺取抗日战争和全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1943年,领导根据地军民开 展生产运动,渡过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同年3月,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1945年,主持召开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大会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战略。思想在这次大会上被确定为中共的指导思想。他从七届一中全会起至1976年逝世为止,一直担任中共中央主席。

  抗日战争胜利后,针对蒋介石企图消灭及其武装力量的现实,他提出“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1945年8月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表明中国争取国内和平的愿望。

  1946年夏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同朱德、周恩来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积极防御,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1947年3月至1948年3月,同周恩来、任弼时转战陕北,指挥西北战场和全国的解放战争。1947年夏,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在以他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和1949年4月渡长江以后的作战,推翻了政府。1949年3月,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并作重要报告,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到城市,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的各项基本政策,号召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7月1日,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规定了人民共和国的政权的性质及其对内对外的基本政策。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他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50年6月,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总任务。同年10月,迫于美国军队攻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威胁中国东北部的形势,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进行抗美援朝战争。1950~1952年,在他的领导下,进行了土地改革、反革命和其他民主改革,开展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1953年,按照他的建议,中共中央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有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由他主持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他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主席,任职到1959年。

  1956年4月,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个讲话对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接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同年9月,中共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已经转变为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但是这个方针后来没有得到认真的执行,因而导致了以后的一系列指导工作上的错误和 挫折。1957年2月,他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

  同年7月,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要求。1958年,发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主持召开庐山会议。他本想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在会议后期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会后在全党 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从1960年冬到1965年,在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初步纠正“”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使国民经济得到比较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在这期间,他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初步纠正了农村工作中和其他方面的“左”的错误。

  但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他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1963~1965年,发动农村和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50年代开始,他领导中共同苏共领导人奉行的大国主义和干涉、控制中国的企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66年,由于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极端的估计,他发动了“”运动,这个运动因受、两个反革命集团操纵而变得特别狂暴,大大超出了他的预计和他的控制,以至延续十年之久,使中国许多方面受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在“”中,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他领导了粉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不让、张春桥等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

  在对外政策方面,他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和中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并且开始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为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1976年9月9日,在北京逝世。

  在他的晚年虽然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不可争论的功绩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仍然受到中国人民的崇敬。中国在他逝世5年以后,对他的全部革命活动和革命思想以中央委员会决议的形式作出了全面的评价。思想作为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仍然是中国的指导思想。他的主要著作收入《选集》(四卷)、《文集》(八卷)。

  东积极防御路线在中央根据地的影响,开展了所谓反“罗明路线日,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

  军第八路军的命令。随后,指导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日,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战

  2月5日,在中共中央党校作《反对投降主义》的讲线月下旬,写《五四运动》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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